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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水浒传》之中"官司"多

2018-01-25 09:58 来源:网络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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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读《水浒传》我们会发现,施耐庵先生笔下的梁山英雄虽性格各异,但大多有相同的经历,即在上山之前往往摊过官司,用当下的法律术语说都经历过刑事诉讼。例如,林冲遭高俅陷害,因持刀闯入白虎节堂,吃过官司;武松替兄报仇,怒杀潘金莲、西门庆,吃过官司;杨志卖刀,被逼无奈杀了泼皮牛二,吃过官司;解珍、解宝兄弟为争老虎被毛太公诬告,吃过官司;宋江因杀阎婆惜吃过官司;卢俊义因李固的陷害吃过官司;等等。像武松、宋江还不只是吃了一场官司。武松替兄报仇吃了一场,被张都监陷害又吃了一场;宋江也一样,因在郓城“杀阎婆惜”吃了一场,在江州题反诗又吃了一场。

98版《水浒传》电视剧中宋江江州题反诗的情景

这些官司又有共同的特征。其一,大多由强势主体欺压弱势主体而引起,这里的强势主体或是官府,或是黑恶势力,或是得势的奸佞小人,如高俅、牛二、西门庆等;其二,这些势力大多通过不正当手段侵害了弱势一方的利益,这种不正当手段或表现为诬告陷害,或表现为讹人钱财,或表现为偷人妻妾,或表现为害人性命,等等;其三,在纠纷解决中,正义的一方大多败诉,双方大多因官方裁判机构的介入而导致矛盾的加剧。

用现代的观点看,也就是说,在现实中当正义受到侵犯、公平遭到扭曲的时候,司法没能起到恢复正义的作用,更有甚者还起到了助纣为虐、推波助澜的反面作用。这就是书中数次提到的当事人“吃了一场屈官司”。当弱势群体不能通过正当的制度和程序抚慰心中的不平、阻止不当的侵害时,以自力的方式自救便是顺理成章的了。杀仇人、劫法场、逼上梁山、落草为寇只不过是这种自救的形式而已,但每一种自救都是以反叛当时法律的方式进行的。这种反叛从微观上说是“违法”,从宏观上说是“革命”。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司法是继当事人和解、第三人调解、行政机关处理之后的解决社会纠纷、恢复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合法性的渠道。如果连司法都发挥不了上述功能,受害者就没有任何合法的维权之路可走了。在司法正常功能缺失的情况下,通过“以暴制暴”的私力救济方式维护自己的利益,发泄自己的怨恨就是不可避免的。由此看来,社会有不平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司法不能回复这种不平。正如培根所说,“一次不公的司法判决比多次不法的行为为祸尤烈。不法行为弄脏的不过是水流,而不公的判决则将水源污染了”。在《水浒传》的故事中,也正是大宋朝一次次不公的判决才把众多的英雄逼上反叛的道路。正如该书第二回中朱武向史进哭诉的那样:“小人等三个累被官司逼迫,不得已上山落草。”

宋代庭审现场

其实,许多人在没有经历官司之前都是坚定的守法主义者,比如卢俊义。宋江、吴用曾力劝他上山入伙,卢俊义不从。“卢某一身无罪,薄有家私;生为大宋人,死为大宋鬼!若不提起‘忠义’两字,今日还胡乱饮此一杯;若是说起‘忠义’来时,卢某头颈热血可以便溅此处!”何等坚决!但是摊上官司以后,立马上山。而林冲、武松、宋江等都不是摊上官司就有了“革命”的理想,而先是主动认罪伏法,接受改造。这正如在野猪林林冲和差人所说的:“小人是好汉,官司既已吃了,一世也不走!”(第八回)。武松的故事更为典型。武松听说哥哥被害以后,起初不想通过自力的方式来解决,而是想通过司法的方式来解决。但当他带着证人、拿着证据满怀期待地告到大堂时,却得到这样的回复:“武松,你休听外人挑拨你和西门庆做对头。这件事不明白,难以对理。圣人云:经目之事,犹恐未真;背后之言,岂能全信?不可一时造次。”(第二十六回)此时他才萌生了私力救济的想法。事实上,包括林冲在内的这些英雄们直到“火烧草料场”“血溅鸳鸯楼”和“江州反诗案”之后,即又一次遭遇到或即将遭遇到不公的司法之后才彻底与大宋朝的法律决裂。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大宋朝的司法在化解社会矛盾方面是多么的糟糕!

影视剧中的北宋名臣包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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